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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是生产力发展后以纺织为开端造成的一场广泛的生产力进步运动。大量的先进生产工具被制造出来，甚至引发了卢德运动。那么，工业革命为何为何从纺织业开始呢？其对社会有什么重大意义呢？
其原因一，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后，英国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快速地发展，至18世纪中期，英国变成全球上最大的资本主义殖民国家。随着国外市场的逐步扩大，工场手工业生产已经不能够满足日渐增长的需求。为增加商品产量，必须改进生产技术，所以到18世纪六十年代，珍妮纺纱机与水力纺纱机相继问世。80年代，水力织布机的出现，大幅度的提升了织布的效率。当然，用水力带动机器会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机器的使用需要一种更方便，更有效的动力，于是瓦特便制成了改良蒸汽机。1785年，这种蒸汽机被用作带动纺织机器，从此人类进入了“蒸汽时代”。
其原因二，由于手工工业是当时较主要的工业市场，而手工的效率较低，于是民众便想办法满足当时市场的需求，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珍妮纺机纺出的纱较细、易断，虽说它可同时纺出十几根纱，可效率还达不到理想的效果。直到水力织布机的出现，大幅度的提升了织布的效率，但它是用水力带动机器工作的，且受到了自然条件的限制，机器的使用需要更方便、有效的动力。于是改良蒸汽机便带动了纺织机器。
其原因三，自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水力织布机问世以来，没有比这些机器构造更简单的机器了，于是瓦特制造的改良蒸汽机便先从这些构造简单的机器入手，等稳定市场以后，再用蒸汽机带动其他机器。
后来，冶金、采矿等工业部门也很快采用了机器生产和蒸汽动力。19世纪上半期，大机器生产基本上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对社会的改造作用，常常超过了政治革命，只是在形式上不似政治革命那样出现强烈的冲击波和引起局势的大动荡。生产力的超乎人们意料的大发展，工厂制取代手工工场的巨变，展现出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一种新的面貌，带动着整个社会快速地演变。几十年下来，就使得以农业与乡村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变成了以工业与城市为主体的经济体制，大规模地改变着人的生活和国家的经济地理状况。新城市的兴起、旧城市的改观、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的大趋势、国家向城市化社会迈进的走向、工业产值远超于农业产值的现象，如此等等，都使得身处其境的普通人和当政者大为惊讶，有悲有喜，但却只能去适应，决计无法阻拦。
这种全面深刻的社会变化，说到底就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的表现，后者比前者更加显露出创造与进取的精神，奋力竞争的意识，更具有挑战性。它以不可逆转的气势改变着人们的传统习俗、价值取向，乃至择业的标准。在这个社会转折的进程中，伴随着严重的剥削与压榨，“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状况甚为鲜明。于是，社会结构、阶级结构都发生了变化，组合成一些新的社会利益群体。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形成。
工业资产阶级比起工场手工业时期由商人组成的资产阶级，有着更强的进取精神和在自由竞争中求发展的意识。它以使用机器的产业为依托而取得的成就，也远非旧日的资产者所能比拟。工业对农业的改造能力，吸收自由劳动力的容量，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都使资本主义在世界历史的潮流中扮演了主角，迅速改变着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力量的对比。19世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和改革风起云涌，席卷全球，到世纪中叶就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正是这种历史巨变的体现。封建的和封建以前的社会制度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只能让位给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的队伍，是又一个全新的社会利益群体。它与过去的手工工场工人不同，没有小块土地，没有传统的生产工具，也不带任何的宗法色彩，是纯然的雇佣劳动者。使用机器生产的劳动条件和由机器联结的集中劳动环境，使他们具有了集中、团结、纪律性强的特点。为时不久，他们就逐渐意识到了自己这个群体是同命运和具有共同愿望与要求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阶级意识，清楚自己属于同一个群体。后来经过科学理论的引导，才会体会到阶级觉悟的概念。当然这只是那些先进的工人。工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起来斗争，争取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地位，从而形成为一股历史潮流，为世界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正是这股潮流推动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逐步结合，这股潮流也日益壮大起来，成为19世纪并行交错的历史大潮之一。
两大社会阶级的形成和发展，机器工业对手工业的排挤，使以往的中等阶级发生了分化和改组。所谓中等阶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小企业主、小店东、手工工匠、商贩等等。他们中的少部分，在机器大工业的排挤下遭到破产，大量被迫受雇于工厂，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多数人则还继续存在，但是有不少人感到岌岌可危，面临破产的威胁，更多的人虽还没有面临危机，但瞻望前景也颇感担忧。因而也形成为另一个社会利益群体，渴望在社会巨变中求得一席之地，竭力为维护和提高社会地位而斗争。19世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为数众多，其根源就在于此。其中，无政府主义倾向大抵上反映的是破产者的情绪；而极力宣传保留小私有制的学说，则常是小资产阶级忧心忡忡的体现。小资产阶级热衷于参加，也是出于争取提高社会地位的愿望。
工业革命使有限的土地面积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刺激了欧洲人口在19世纪的增长。从1800年到1914年，欧洲人口由1.9亿发展到4.6亿；同期美国人口从500万增加到约1亿人。与人口成长紧密相连的是，慢慢的变多的人涌向城市，西方社会不断城市化。在德国，1840年人口有10万左右的城市只有两个，到1910年则达48个。英国1901年的人口统计表明，从事农业的人口只占工业公司雇佣的人口的20%左右。美国在1915年有40%左右的人居住在工业地区。
工业革命使有限的土地面积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刺激了欧洲人口在19世纪约为人增长。从1800年到1914年，欧洲人口由1.9亿发展到4.6亿；同期美国人口从500万增加到约1亿人。与人口成长紧密相连的是，慢慢的变多的人涌向城市，西方社会不断城市化。在德国，1840年人口有10万左右的城市只有两个，到1910年则达48个。英国1901年的人口统计表明，从事农业的人口只占工业公司雇佣的人口的20%左右。美国在1915年有40%左右的人居住在工业地区。
首先，农业仍然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人口的多数以土地为生，居住在农村。交通落后、消息闭塞，过着田园生活。从表面看，仿佛与中世纪别无二致。但在表面之下却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首先是贵族地主改变了剥削方式，而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法了。贵族中有些自己就是农场主和农业改革家，他们使用先进技术，发展农业生产，获取大量利润。号称“芜菁唐森德”的唐森德勋爵，就是这批人的代表；就连英王乔治三世也用“农夫乔治”的笔名给《农业年鉴》撰稿，鼓吹技术改革。还有许多人把领土划成小块，分块出租，造成大量中小农场和租地农业家，他们自己则坐收渔利。笛福曾记载阿里斯伯里地方有一片“出色的牧场”，以一千四百镑的年租出租；艾密斯伯里附近则有一块出租草地，“单为牧草”就收取十二镑一英亩。由于土地的重要性，大土地贵族是全国最富、最有势力的集团。例如纽卡斯尔公爵的收入一年不下十万英镑，小一点的土地贵族，收入也在一万镑上下。为适应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议会从安妮女王时期起，就通过一项项圈地法令，用暴力剥夺农民，使他们变成工资劳动者，或者离开土地。但此时土地尚未圈完，敞田制还大量残存，农民仍可依照旧传统在田地上放牧拾草，弥补家计。
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其中最重要的是毛织业。但除了炼铁、采矿，所有的手工业都是分散的，星星点点，散布全国。城市很小；除伦敦之外，在现代人眼光中都只是乡镇。此时的手工业，除了根深蒂固的行会传统外，最大的特点是商人控制生产。手工工匠从商业资本家那里领取原料，来加工，在一定期限内交回少数的制成品，并领取工资。商人们还往往出租生产工具，折取租金。在这种形式下，工匠们表面上看来各自独立，与中世纪无甚差别；实际上，产品已归商人所有，而散居各地的工匠只是商人的雇工而已。
确实，商业是当时最活跃的经济部门。成百上千的内地商贩，赶着成群驮马，在崎岖的小道上奔波往返，把原料和百货运进制造业区，又收走各家各户的手工产品，运往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再由更大的商人转运出海，把英国资本主义的触角伸向全球。假如没有商人这个活跃的阶层，英国一定还是四分五裂的中世纪社会，绝无统一市场可言的。
如果说乡绅是乡村的主人，那么商人才是城镇的主人。1739年出现的一份小册子上说：“在英国，没有一个港口，很少有一个内地城镇，是没有这样一批冒险家的：这些人出口大量货物，并直接与大多数欧美商行作生意。”在社会财富的阶梯上，除了大土地贵族，就数商人最富。一个出身卑微的人要想发财，就必须经商，这几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重商主义理论盛行，商业“使富人的人数加倍增长，使我们的地产比以前大为值钱，并且在地产之上，又加上另一笔财产，它也和土地本身一样值钱”。商业还带来“一个附加的帝国。”当时人们就是这样看待商业的。
政府一系列经济措施都是为保护商业利益而制定的。航海法，限制殖民地贸易的条例，禁止海员在外国商船上工作的法令，全力发展海军的政策等等，都是重商主义的表现。沃尔波尔说得很清楚：他的经济政策是“使我国制造品的出口及制造它们所要用的商品的进口尽可能简单易行，这样就能保持贸易平衡对我国有利，增加我国航运，并使我国很大一批穷人得到工作。”老威廉·皮特也说：“我要把美洲的重要性说给你们听；它是一个双重市场：既是一个消费市场，也是一个供应市场。”可见历届政府多么重视商业！
商业利益和土地利益互相勾结，形成一个寡头集团。有许多贵族从事巨额海外贸易，或参加伦敦的商业活动，他们的幼子则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更有许多商人，拨出自己的红利，买下土地成为地主，作为政治上进身的阶石。婚姻的沟通更为频繁；经过几代人之后，地主和商人几乎不分彼此。朗斯代尔伯爵是个做土耳其生意的商人的曾孙；伦敦商人约翰·肖特的女儿，则嫁给康韦勋爵和沃尔波尔，连著名的首相老威廉·皮特也出自东印度公司的豪门巨富，他的祖父是马德拉斯一个富有的总督，他自己则封查塔姆勋爵。正如笛福所说：“商业在这里远不是与绅士不相调和的，简而言之，在英国，商业造成绅士。因为，在一代或两代人之后，商人的儿辈，或至少是他们的孙辈，成了和那些出身最高、渊源最古的世家子弟一样卓越的绅士、政治家、议员、枢密员、法官、主教和贵族。”
对这样一个寡头统治的社会，法学家布莱克斯顿倍加赞赏，说它“设计得如此聪慧，培植得如此强壮，完成得如此高超，以致很难有赞美的言辞，来准确恰当地形容它。”这些话确实道出了商业——土地集团的心声，他们幻想着这个制度能长久永恒。但就在布莱克斯顿的《英国法律评注》出版的四年之后，在1769年，蒸汽机的隆隆声却永久地打碎了他们的迷梦。
工业革命的结果，可以归结为三个比例的变化，即工农业比例、手工业和大工业比例，以及城乡比例。其中工业压倒农业，农业国成为工业国是最深最根本的变化。
工农比例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农业人口慢慢的变少。1696年格雷戈里·金曾估计全国五百五十万人口中，农村人口四百一十万，约占总数四分之三。阿瑟·扬1769年则说：在英国这种“繁荣的国家里”，“全国的半数是在城里。”他提供的数字是：地主和农民共三百六十万，只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略多，再加上教区贫民及教士等等需要农业赡养的人口，大约正是人口的一半。这和金氏的时代已大不相同了。但到十九世纪变化更大。据官方人口普查报告记录：1831年全国从事农业的共九十六万一千户，包括地主、农场主、自耕农和雇工，还不到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二十岁以上的男子，1831年有百分之三十从事农业，约百分之四十从事工商业（包括手工业），到1841年，就只有百分之二十五从事农业，而工商业的比例则增至百分之四十三了。《维多利亚地方史·白金汉郡志》记载：由于该郡花边业发达，到1800年前后，“在这个郡中已找不到任何妇女为农业生产而劳动了。”
从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来看，结论也一样。工业产值逐步超过农业，成为最大的经济部门，而农业的重要性则日益减小。
再过二十年情况就更突出了，这时工业部门的收入是农业的两倍还不止，达二亿四千三百六十万镑；商业和运输业也超过了农业，达一亿三千零七十万镑，而农业收入只有一亿一千八百八十万镑。
就这样，在工业革命结束时，英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
毛工业和大工业比例的变化也是非常显著的，而且可以说正是大工业的产生才引起工农比例的变化。大工业首先意味着蒸汽动力和机械化。在这方面棉纺织业步伐最快。1813年英国有动力织布机二千四百台，1820年就达一万四千台了，1829年有了五万五千台，四年之后，竟达十万台。1775年到1800年的二十五年间，瓦特和波尔顿在英国共安装二百八十九部蒸汽机，其中八十四部是用于棉纺织厂的。但其他工业也逐渐采用蒸汽机。据统计，1835年英国和爱尔兰有一千九百五十三部蒸汽机，除此以外还有一千二百九十七部水轮机。随纺织业之后，一个个生产部门都实行机械化；连动作最慢困难最大的农业，也在1790年前后开始使用打谷机了。到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机械化过程基本完成时，手工织工在全国只剩下几千人。另一方面，机械工业的产生可以看作是机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在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几乎无机械工可言，因而瓦特不得不亲自奔跑，去修理他售出的蒸汽机。但到了十九世纪，机械工人的力量就不可忽视了。1824年他们组织了一个“蒸汽机制造工协会”，1826年又成立了一个“蒸汽机制造者职工会”。1851年，他们组织了第一个也是最富裕最有名的所谓“新模范”工会——“机械工人混合工会”（A．S．E．）。机械工业的产量增长也相当快，除满足国内需要外，迅速增加出口。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取消机器出口的禁令后，仅七年中，出口量就从1822的十一万六千镑增至1829的二十五万镑.。
除了机械化，大工业还意味着工厂制产生。本来，除冶铁采矿需要相对集中一些人力外，一切制造都是以家庭手工的方式来进行的，即使珍妮机的出现也改变不了这种分散状态。但1768年水力纺纱机的问世带来一种全新的工业组织形式。因为按照阿特莱特的设计，既要使用水力机，就非得沿河盖上一栋房子，在里面安上许多机器，找许多工人同时操作不可。这样，工厂就产生了。蒸汽机的使用引起另一场变革，因为从此之后工厂可以不必受河流的限制，而在任何有煤炭供应的地方都能够建造起来了，这样，就引起工厂制的迅速发展。从1771年建立第一个工厂算起，到1835年，全国已有棉纺织厂一千二百六十二家，其中一半以上是在兰开郡；1820年时，手工织工还几乎是工厂织工的两倍（分别是二十四万和十二万六千），1840年工厂织工已经是手工织工的两倍还不止了（二十六万和十二万三千）。几千年平和幽静的田园风光，就好像碰见了阿拉丁的神灯，一瞬之间无影无踪。英国突然烟囱林立，汽笛轰鸣。被逐出土地的农民，被夺去饭碗的工匠，从四乡僻野蜂拥而来，一支庞大的队伍组织在工厂的屋顶之下了。就在这厂房之中，一边是富裕的工厂主，一边是贫困的无产者，两军对阵，壁垒森严，决定了今后英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但在谈到阶级关系的变动之前，还要来看看城乡比例的变化。
1760年时，除伦敦之外，只有布里斯托尔的人口在五万以上。但到1831年，格拉斯哥已是二十几万人口的大工业都市了，有三百二十八部蒸汽机，分装在六十多条汽船和一百零七家纺织厂中。1841年，大伦敦人口二百二十三万九千，是八十年前的三倍；全国十万人口以上城市九个，五万以上二十四个；在大小所有城镇中，以工厂为中心的小城镇发展特别快。例如欧德姆从1760年的三、四百人增加到1831年的三万八千，布雷德福从1801年的一万三千增加到1851年的十万四千，等等。1801年到1831年间人口增加一倍以上的城市，大部都是这一类新兴工业城镇，如博尔顿、伊普斯威奇、普雷斯顿、斯托克波特……除这些新兴工业城镇外，人口增长迅速的就是利兹、曼彻斯特等工业大都会了，就这样，随工业的发展，随着工厂制的产生，英国成了一个城市国家。中世纪的、乡村的、田园般的英国一去不复返了。
上面说的三个比例变化，后来都反映在政治领域中；特别是在议会改革运动里，它们表现得更清楚。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无论哪一种变化都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比如说八十年内，相当缓慢地完成的。这样一个事实就可以解释改革运动为什么几起几伏——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幼小到强大，从失败到成功的全过程。
但现在先来看看这些比例变化怎样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动。实际上，工业超过农业说明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压倒贵族地主阶级；大工业挤垮手工业意味着工厂主排挤商人对生产的控制，因而商业资本让位给工业资本；工厂的兴起和城市的昌隆则表明工业无产阶级的诞生和壮大。
工业无产阶级无疑是这一时期人数增长最快的阶级。这个趋势又得到圈地运动的推波助澜。由于工业革命的刺激，圈地运动在这样一个时间段达到最后、最疯狂的高潮。1760年以前的五十年中圈地共四十万英亩；以后的五十年则圈围五百万英亩。至此，作为中世纪时期英国民族骄傲的自耕农阶层即告消亡。这些人大部分都沦为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人数大增。1841年时在工交部门就业的男女工人共三百二十五万九千，占全国在业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点八（一百二十四万四千个家庭雇佣工不包括在内），此外，还有一百六十万的无业男子和五百多万的无业女子。即使不把妇女计算在内（考虑到她们的家务），这也是一支很大的劳动后备军了。除了人数众多外，工人阶级的另一特点是有组织，工厂制的产生使工人高度集中。1835年全国平均每个棉纺厂有工人一百七十多人；有些大棉纺厂规模很大，例如罗伯特·皮尔，1802年工厂法的作者，就在伯里镇及其邻近雇用了一万五千多工人（包括手工的散工在内）。集中使工人便于组织，他们组织的友谊会、共济会等互助团体，在1800年共有七千个以上。据官方一项报告统计，1815年拥有成员九十二万五千，1825年的一个审查委员会说，它们“在很多场合下都是由同一行业中的劳动者组成的；组成社团的习惯和机会……无疑为提高工资和其他一切非法目的而进行的结社提供了便利。”这种集体的力量可从工厂工人比手织工人工资固定这一点上看出来。1840年的《手织工人报告书》曾就此解释说：这是“因为制造商发现，比起那些互相隔绝并且由于人手过剩而随时准备相互出卖的三四十个户外织工来，想降低同在一个厂房工作而互相联系的三四十人的工资,就要困难得多。”
但无论如何，这支庞大的队伍在当时还不成熟，这首先表现在他们之中有很大一批手工工人。即使在工厂制最为发展的棉纺织业中，也还是如此。1829年，议会改革高潮的前夕，工厂织工还只有手工织工人数的四分之三；直到1840年“尽管有动力织机的剧烈竞争，纺织工业这一分枝使用的手织机却不仅很多，并且几乎一切证据都说明简直和过去任何时期一样多……”此外，仅伦敦一地的裁缝和制靴匠就比诺森伯兰和达勒姆的所有矿工加在一起还要多，而这些矿工采掘的煤是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用煤的四分之一；家庭女佣人的人数也远比棉织厂女工多得多。这种手工工人人数庞大的情况，使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阶级力量都受到很大影响。即使真正的产业工人，他们也刚刚从手工工人或破产农民中脱胎出来，绝然组织不了成熟的阶级。当时遍及全国的友谊会和共济会，只是一种生老病死救济应急的组织，其活动主要限于平时积累会费帮助会员渡过难关。它们排斥没有学徒资格的人，有着非常强的行会习气。1812年的卢德运动其实就是手工工人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而这恰恰是无产阶级不成熟的表现。1824年议会曾废除禁止工人结社的法案，但1825年又加上新的限制，实际上取消了工会争取提高工资和改进劳动条件的活动权力，使它们失去经济斗争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群众才隐约感到参加政治斗争的必要性。但工业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迈出的第一步，却是和他们孪生的仇敌——工业资产阶级结盟。这将在随后的议会改革运动中看得很清楚。
被工业革命推上权势顶峰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中大多数未曾经商，更不是贵族，没有光荣的族谱和坚强的后盾。他们的祖父曾种过地，他们的父亲破了产，他们自己则穷困潦倒，飘零半生。在工业革命的风暴中，他们凭自己的创造才能取得发明专利，更凭精明的计算和心狠手辣开办工厂，在社会财富的梯级上越爬越高，成为万人瞩目的大富豪。他们往往被称作“暴发户”或“中产阶级”——但这是与最大的贵族相比而言的，其实他们的财产早已超过富豪乡绅；他们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真是与日俱增，终究成为民生国计的砥柱中流。这可以从国家税收的变化看出来。
“光荣革命”之后及整个十八世纪，国家的税收主要是三项：土地税、关税和国产税。各项税收的多寡在平时常受到政府的更替和政策变化的影响，所以要从中看出各阶级经济力量的消长，只有看战时。因为只有战时统治阶级才会迫不得已地基本按照财富的比例分配税务。这样看到奥格斯堡同盟战争结束的前一年，1696年，土地税征收了二百五十二万八千镑，比关税和国产税加起来还要多；1712年，西班牙王位战争的倒数第二年，土地税二百一十五万二千镑，仍然是最多的,关税一百四十八万一千镑，国产税一百八十万五千镑，土地税和关税加起来有国产税的两倍（此时的国产税取自手工的制造品）。此后国产税就逐渐重要了，特别是六十年代后，可以说飞速增长。从七年战争开始，这项税收就一直维持在土地税和关税的总和上。另一方面，土地税则越来越无关紧要，比如说，1814年（拿破仑战争的最后一年）国产税二千七百五十万镑，关税一千四百四十万镑，而土地税只有七百九十万镑，几乎只有关税的一半了。如果记住土地税主要是对地主的抽税，关税是进出口商的赋税，而国产税由制造业主承担的话，上述这种变化就很容易理解。而且从国产税的增长来说，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760年以前的五十年中大约从二百万镑增至四百万镑；1760年以后的五十年则从四百万镑增加到二千七百万镑左右，在这里又能够正常的看到工业革命的影子。国产税在后来随工业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增长，其比例又慢慢地减少。这样的一个过程刚好开始在哈斯基森的财政改革时代，并不是偶然的。从这里也能够准确的看出工业资产阶级为什么热衷于议会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