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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95年左右，元朝元贞年间，一艘海船开进了海南崖州水南村西边的港口。
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杆弹纺织之法。久之，而三百里内外，悉习其事矣。
很多年后，从崖州将搅车、椎弓和三锭脚踏纺车带到松江的黄道婆，将被当地人建祠祭祀，供为“织女星”、“先棉神”。
松江府所出产的松江布，从明朝隆庆开关后，一直到清朝战争之前，都在国际市场上一骑绝尘，为中国吸纳来自全世界的贵金属。
西班牙和葡萄牙从土著手里抢来的白银，大半通过贸易流入了中国，换回了棉布、丝绸、茶叶和大黄。
同一时期的英国人，此时正在努力逼迫国内的自耕农破产，让他们把耕地交出来，变成草场，拿来养羊。
在公元1300年的英国，光是羊毛一项，就占据了全国贸易出口总额的93%，一艘艘满载羊毛的船从英国港口出发，途经佛兰德，流向欧陆。
很多年后，英国将会发展起自己的棉纺织业，此时为了养羊而发起的圈地运动，将为棉纺织厂提供最好的工人来源。
虽然早在公元前4世纪，棉花和棉制品就曾传入过欧洲，但是以欧洲的气候和维度，适合种棉花的地方实在是有限，也就是在意大利北部还有一些棉花产业。
在大多数普通欧洲人的认知里，棉花就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绵羊”，说不定夜里还会低头偷偷喝水。
欧洲固然缺乏种植棉花的地理环境，但两百多年后的三角贸易，又用一种另类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四年后，哥伦布带着他用西班牙王室的风险投资组建的舰队，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
商船会从欧洲出发，载着和钢铁前往非洲，在那里从当地酋长手中，把满船货物变成满船的黑奴；
接着行经大西洋，到达美洲，用黑奴在美洲殖民地的种植园里换回包括棉花在内的各种农产品；
三角贸易本身就具有自循环的能力，奴隶商人和酋长会用枪和钢铁武装自己，抓来更多的奴隶；
来自印度的棉花种子，被来自非洲的奴隶在美洲的种植园里种植和采摘，最后被欧洲的工人在工厂里纺成纱。
帝国扩张、掠夺土著和奴隶制这三个步骤，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主义的最终出现中，处于核心位置。
然而，即使欧洲的纺织业已经动用了奴隶制，依然无法在和中国的棉布贸易中取得优势。
当时又有谚语，“松江棉布，衣被天下”，和宋朝的“苏湖熟，天下足”一样，都是以数地之力，支撑起全国市场的需求。
从黄道婆开始的松江棉纺织业，往单一技能树上加点五百年的成果，就是在技术被彻底拉开代差之前，全世界无人能敌。
据统计，到了清咸丰年间，仅松江一地的产量，就足以供应全国三分之二的布料市场。
但是在有大一统中央政府的情况下，以全国内需供养松江，松江赋税同样会被用于西北。
在纺织业工厂主的推动下，英国与葡萄牙在公元1703年签订了《梅休因条约》。
条约规定，葡萄牙对来自英国的纺织品只征收15%的关税，而英国则给来自葡萄牙的葡萄酒同等的关税优惠。
以种植经济为核心的农场主，在初步资本化的工厂主面前显得弱不禁风，就没有组织起什么有效的反抗。
曾经被英国酿酒业主导的波特酒，成为了葡萄牙的瑰宝，直到今天，葡萄牙仍然是欧洲第五大葡萄酒生产国。
作为交换，葡萄牙得到了葡萄酒这个支柱产业，而英国则兵不血刃地得到了一个毫不设防的纺织品倾销市场。
既然葡萄牙是英国世代相传的盟友，那么为日不落帝国的崛起流一点血，也是很正常的吧？
此时的英国，没时间为盟友的破产流多少眼泪。因为下一步，就是对中国市场的入侵。
据梁方仲在《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入》中的统计，中国借助在国际贸易中的顺差，获得了大量的贵金属储备：
从公元1573年到公元1644年，葡萄牙、西班牙、日本对中国白银的输入，至少在一亿两白银以上。
而32年后，英国兰开夏的织工哈格里夫斯又发明了珍妮纺纱机，将传统手工纺纱的效率提高了8倍。
在瓦特改良的蒸汽机普及到兰开夏的机械纺织厂里面后，英国棉布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更是被降低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
即使加上运输到中国的物流成本，仍然能做到和中国本土布料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宽则三倍”。
自从黄道婆从崖州回到松江以来的五百年间，这是来自海外的洋纱和洋布头一回打败中国本土的棉布。
虽然由于瓷器和茶叶贸易的存在，中国的整体对外贸易仍就保持出超，但以松江布为代表的传统手工棉布的时代，已经迎来了落幕。
松江没有败给兰开夏，而是败给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及英国献祭掉的酿酒业，和上百万被圈在工厂里的英国棉纺织工人。
就在中国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贸易逆差的时候，日不落帝国的财富正在飞快聚集。
但是另一方面，似乎不需要等到一百年后，也不需要等到印度人的血流干，英国工人的血，就已经要濒临干涸了：
工厂在吸纳就业的同时，也摧毁了原本的手工制造业，造成了手工业者的批量失业和就地进厂。
工业革命在让英国变得强大、让贵族和资本家获得财富和话语权的同时，也让底层普通人不得不被更高效地榨干。
在手工制造业的时代，熟练工是重要的资产，掌握手艺的人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还需要消耗很多原材料培养手感。
但是在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时代，工人只需要简单培训就能上岗，生产效率由机器效率决定，一个熟练工的价值并不比一个新手高出太多。
在资本家的逻辑里，只要能逼迫工人持续工作，一天工作的时间越久，生产所带来的成本就会越低。
等到破产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全部填进去都不够用的时候，英国议会干脆在公元1834年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
据史料记载，公元1835年，在英国棉纺织厂二十一万九千名工人中，十三岁以下的儿童占四万九千，十三岁至十八岁的少年占六万六千，成年妇女占六万七千。
怀孕女工为了不被克扣工资或解雇，不得不进行堕胎或在机器旁分娩，产后一个星期就要上工。
九岁到十岁的孩子，在大清早二、三、四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糊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十、十一、十二点钟。
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痴呆，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
公元1840年，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为十五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百分之五十七以上不到五岁就死亡。
这一切只有在工业生产开始自动化，摆脱了熬人力的初级阶段后，才能得到解决。
在此之前，工厂里那一台台蒸汽机驱动的巨大机器，消耗的燃料不只是煤炭，更是英国工人的血。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英国那场从十五世纪开始的、持续了三百年的圈地运动，到达了最高峰。
他们忍受着每天12小时甚至16小时的工作时长，无比怀念还能当农民的日子。
几年后，一群走私贩子会乔装打扮成印第安人，在波士顿湾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船茶叶倾入大海。
失去北美这个泄压阀后，英国的国内矛盾没了出口，日不落的版图上多了一大块阴影。
就像第一次英法百年战争后，英国天天琢磨着从佛兰德偷技术一样，美国也继承了英国的传统艺能：
建国十五年后，美国开国元老、首届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写了三份国事报告，分别是《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和《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三份国事报告中，前两份报告最终在国会上通过并成为法案，但最后一份《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却成为了汉密尔顿唯一一份没有被国会通过的报告。
对当时的美国来说，作为一个还以种植园经济为主的农业国，汉密尔顿对于制造业的投注力度太吓人了。
在这份报告中，汉密尔顿提出，可以实行大量措施保护美国尚处幼稚阶段的制造业，哪怕这些措施显得很流氓。
“不仅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极大地与制造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
于是在公元1810年6月，一个叫弗朗西斯·洛威尔的美国人带着家人去了趟英国，顺便逛了逛曼彻斯特和兰开夏的纺织工厂。
两年后的夏天，他在回国的路上被人截住，英国人觉得准能从他的行李里搜出一些纺织图纸或者零件啥的。
回到美国后，弗朗西斯·洛威尔迅速开办了自己的纺织厂，用的都是凭记忆复刻出来的最新的英式设备，甚至还略做了提升改进。
虽然美国工业革命的起步要比英国晚30年，但是在各行各业的“弗朗西斯·洛威尔”帮助下，美国很快就抄全了作业，补足了工业基础。
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产业的高度发达，国内的机械设备老化、而用工成本却逐渐升高，英国资本开始找接盘侠。
大量的实体产业被英国输送到了欧洲大陆和北美大陆，工业门类齐全，并且极度重视制造业发展的美国，把握机会拿到了最大的好处。
很多当年的商业间谍和技术大盗绞尽脑汁都弄不回来的东西，被英国资本家连人带产线一起送到了美国。
英国当年可以把商品倾销到北美和印度，美国自然也需要找到一个能承载国内溢出的工业生产能力的市场。
有足够的市场来承受过剩的工业产能，企业才有逐步扩大生产和改进技术的动力。
自从公元1853年，那四艘从美国弗吉尼亚出发，燃着浓烟、通体漆着黑色柏油的黑船叩开了日本国门后，美国和日本的不解之缘就开始了。
继英国对清朝进行的炮舰外交之后，美国也有样学样，开着军舰对日本幕府喊话：
但是以日本当时的生产力，除了装在稻草编织袋里的海参和鱼干，还真没什么东西能对外销售。
很快，以洋纱、洋布为代表的、来自工业国的低成本货物无可阻挡地挤占了日本市场。
通过对外国纺织技术的山寨，日本的棉纺织业用很低的代价就实现了从0到1的工业化。
从公元1887年第一个引入蒸汽罐和蒸汽机的富冈缫丝厂开始，日本各地的工业化纺织厂遍地开花，很快就完成了从1到1000的复刻。
来自破产农民家庭和手工业者家庭的女工纷纷涌入缫丝厂，她们日夜两班轮岗，让机器昼夜不停地运转，就像在一百多年前的英国曼彻斯特和兰开夏的工厂中所发生过的一样。
这是日本昭和时代的第6年，昭和风气还没有完全形成，但日本已经有了很多非常“昭和”的人。
那一年，他发表了一篇经济学文章，叫《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到了一个雁行模型理论。
第二只大雁，是山寨，山寨，再山寨，学会了欧美国家的技术以后，再用极低的人力成本和资源成本，生产出更便宜的本土商品。
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的产业资本赚取了大量外汇，这些外汇又可以买回更多的纺织机械，让日本的工厂尝试进行机械仿制和生产。
在生产纺织机械的过程中，日本培养出了自己的机械工业，顺便催熟了机械工业配套的钢铁和机电产业。
接下来的时间里，以少女为驱动力的棉纺织业自下而上推动着日本的产业体系，一步步往更高的层面发展。
一直到赤松要发表完这篇论文的十几年后，日本的很多缫丝厂里，仍然挂着“生丝就是外汇”的标语。
二战结束后，日本只能靠牺牲民生维系工业的“倾斜经济”策略，才保留了一点工业火种，一直苟到了公元1950年。
这一战，让中国重获国际地位，打断了美国人的亚太地区战略，也给了日本制造业第二个机会。
因为离朝鲜近，并且具备基本的工业能力，日本被美国当成了战争补给基地，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在日本采买了大量的工业物资。
突如其来的巨大外需犹如给半死不活的日本经济灌了三斤夜里猛，让日本的产业资本一下子支棱了起来：
20世纪50年代初，随着国内自然资源和人力价格的上涨，美国的资本集团开始在全球寻找成本更低、并且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区域，然后把国内的工业转移过去。
工业于一个国家的战略意义当然很重要，但是当工业变得没那么赚钱，尤其是出现了其他明显赚钱更多而且更轻松的生意时，资本就会自发地找到退场的路径。
在成为第一次产业转移的接收地后，日本制造业以饕餮般的食量，疯狂引入欧美资本的重工业技术。
先帮欧美厂商代工，同时山寨对方技术和设计，然后利用更低的人力成本和规模化效应，生产出更多更便宜的工业产品，反过来再卖给欧美市场。
成立于公元1965年的爱信精机，是丰田和美国博格华纳的合资公司，刚开始使用的是博格华纳授权的技术，但现在爱信AW生产的汽车变速器市场占有率已达到了世界第一。
一切就像是公元1932年赤松要雁行模型理论的plus版，只是这一次，反噬西方国家的那只大雁，从布料变成了汽车，体量更大，力度更猛。
公元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突破一千万辆，占当时世界汽车总产量的30%以上，变成全球第一。
到了80年代初期，日本汽车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已超越了20%，而太平洋的另一边，美国汽车在日本的市场占有率却接近0%。
公元2013年底，这座曾经代表了美国重工业制造中心的城市，在美国联邦破产法官罗兹的裁决下正式破产。
底特律成为美国历史上顶级规模的破产市政府的同时，仿佛也宣告了美国重工业的薄暮。
很多年后，有个叫万斯的美国人会写一本叫《乡下人的悲歌》的回忆录，描述资本带着重工业从美国撤退后，留在铁锈带的那些普通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虽然从万斯的外祖父母、母亲、阿姨、叔叔，到他的姐姐，每一个人都努力想要从底层跃迁为中产，但是，内卷救不了美国。
就在铁锈带的普通人染上的同时，房地产和金融业也成为了20世纪70——80年代美国资本的。
抽多了的结果，一定不是自发地戒掉，而是觉得都没劲了，转头就染上和。
这个时间很凑巧，刚好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体验了日本战后经济的崛起，又刚好错过了几年后日本经济的扑街。
如果他再活六年，就会在公元1980年看到日本汽车产业体量达到世界第一后，通用、福特和克莱勒斯是如何联合起来向美国联邦政府施压的。
而日本政府看了看美国驻扎在横须贺港的第七舰队司令部，果断在零点几秒内给美国车企磕了个头，“自愿”限制日本车企对美国市场的出口量。
公元1981年，日本对美出口汽车规模限制在168万辆，公元1982年限制在193万辆。
美国强行让日本车卖高价，就大搞品牌营销，提高汽车附加值，做高端车型，继续跟美国车企抢市场。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公元1985年，那一年美国、西德、法国和英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拉着日本人在纽约广场饭店开了一个会。
会议上五国签了一个协议，规定日元和马克应该大幅升值，并且协议签署后，各国央行开始陆续抛售美元，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
对国际资本而言，即使日本股市和房市纹丝不动，仅靠日元的升值，投资日本股票和日本房地产业也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买卖。
更何况，日本国内的情绪早就已经狂热起来了。即使没有国际资本的涌入，股市和房市一样会膨胀。
国际资本的炒作加上国内的狂热氛围和盲目乐观情绪，双管齐下，日本经济直接爆炸。
但如果只是广场协定，最直观的影响，也无非是美国资产变便宜了，日本资产变贵了。
顶多美国人少买日本资产，日本人多买美国资产；美国资本不流向日本，日本资本大量流入美国。
这只是一个美国抓着日本抽血，然后给自己打进去的事情，美国并没有想把日本抽死。
按理说，日本汽车被美国加关税加到100%都能卖进美国市场，升值一倍也无非相当于把关税加到200%。
在发现日元升值导致外贸经济陷入停滞后，刚过了一年，日本政府就敢为了短时间之内促进GDP增长而降低利率，搞宽松货币政策。
另一方面发现贷款不用付多少利息，但是炒股和炒房却回报率很高，纷纷开始向银行借钱投资，或者大肆出国消费。
拿着自己用纸印的钞票买其他几个国家真材实料产出的商品，这本来是美国变成全球第一军事强国后才有的待遇。
这种行为的前提，是美国政府每年花掉的相当于其后十几个国家军费总和的军事开支，逼迫全世界都不得不为美国人买单。
而吊诡的是，日本此时只是经济上养肥了，但冲绳还驻扎着美军基地呢，竟然就也准备“享受享受”了。
就在日本的普通人为被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联手抬高的房价而蛋疼的时候，日本的大企业正在美国快乐地买买买。
日本的经济崛起，本来主要是因为实业在欧美资本看来是一块已经被时代淘汰的鸡肋，才吃到了这块欧美资本主动抛出来的“过期蛋糕”。
公元1989年，在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的推动下，索尼花34亿美元并购了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继一年前索尼花20亿美元兼并美国CBS唱片公司之后，再次创造了日本企业兼并史上的最高纪录。
同样也是在这一年，日本政府发现事情不对后，终于后知后觉地实施了货币紧缩政策，戳破了经济泡沫。
甚至很多人是加杠杆买股票和买房的，泡沫一破碎，股价和地价短时间内下跌了一半还多，这些人立刻杠到了蛋。
那段时间，日本的摩天楼上天天下饺子，楼下成为了高危场所，如果在天台下方呆久了，有很大的可能性在一天内被十几个跳下来的人轮番砸中。
虽然说是说“失去的十年”，实际上到现在都三十多年了，日本还是没完全缓过劲来。
美国的出口贸易还是没什么起色，只是从对日贸易逆差，变成了对中贸易逆差，最后一算，还是贸易赤字，而且还赤得更多了。
正当日本因为金融问题而焦头烂额的时候，世界制造业的格局已经悄然发生了两次巨大的改变。
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最初将生产基地设在欧美，在第二次产业转移中在日本落地，此时又随着第三次产业转移，将代工厂选在了成本更低的韩国和台湾。
鞋服产业的敏锐性，让它成为了产业转移的发令枪，鞋业去了韩国和台湾，制衣业则去了香港。
日本跌倒，四小龙吃饱，在吃到第三次产业转移的红利后，亚洲四小龙很快富裕了起来。
台湾转向了电子代工，富士康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的，之后又陆续有了联发科和台积电；
香港在短暂的鞋服产业聚集后，和新加坡一样主要做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业为主。
新加坡在政府主导下，重注了电机工业和航空业，并且引入了大量国际金融机构，为全世界提供金融服务。
虽然四个地区的产业形态、模式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地价、房价和人力成本都变得很高。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依然是以跑路贼快的鞋服产业为排头兵，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产业都开始了重组性转移。
这一次，是欧美日本连带着亚洲四小龙一起，逐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些低技术型产业向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转移。
经过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内地，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去承接这一场浩浩荡荡的全球产业转移。
此时人均偏科的四小龙已经被塑造成了极度依赖外部市场的形状，失去了构建完整工业结构的机会。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四小龙和四小虎的经济几乎被国际资本轮流干碎，造成的第一个影响，就是破产潮和失业潮。
公元1998年的韩国汉城基督教医院，一个半昏迷状态的小男孩在律师和警卫的看守下被送走。
他们离开后，医院的大门就被链条锁上了，所有值钱的医疗设施和药物都被搬空，用来抵偿这家医院欠下的债务。
自从这家医院在亚洲经济危机中破产后，医院的员工就再也没有拿到过薪水，到彻底关院那一天，每人被拖欠的工资平均下来已超越了700美元。
面对欠薪，他们茫然无措，仍然按照惯性每天去医院上班，期待着医院老板有一天会把欠他们的工资补上。
医生和护士瘫坐在空荡荡的医院走廊上，只有在警卫拖拽他们的时候，才睁大眼睛用手抵住门框和一切他们还能抓住的东西，试图留在这个他们工作了一辈子的地方。
从医务人员到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再到商店的售货员，任何一种职业都在失业的危机前人心惶惶。
在这一刻到来前他们从未感觉自己是同一类人，直到现在，他们有了同一个名字。
破产的英国农民还能去北美殖民地，失业的日本手工业者还能进厂，但是全国的经济一起崩溃的时候，这些韩国人还能逃往哪里呢？
在泡沫经济破裂后休克了小十年的日本，经济情况好不容易才有了一点起色，差点又被韩国和东南亚的风波弄得闭过气去。
其病根不在于对韩国和东南亚的投资，而是从当年的广场协议后，日本国内资本大量撤出实业、投身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时，就已经深埋。
对中国现代纺织业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能够说是天时地利人和。
地利，是指公元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内地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带来的政策优势；
人和，是指国内相对便宜的人力成本，和国企改制后大量需要注入国际生产秩序的老国企工厂。
今天全国最大的棉纺织综合集团魏桥集团、世界最大的牛仔产业集群广州增城新塘牛仔基地，以及国内产值第一的牛仔布供应商黑牡丹，都发源自20世纪80年代。
在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中，魏桥集团是在公元1985年秋天的一次旱情中缔造的。
在那次旱情中，油棉厂收来的棉花卖不出去，时任厂长的张士平便集资建了一座毛巾厂，开始生产和销售棉制品。
很多年后，油棉厂和毛巾厂变成了魏桥创业集团，其总部所在的魏桥村，成为邹平县最富裕的村庄。
村民们盖起了贴满白瓷砖的二层小楼，把房间一间间租出去，楼下的商铺，一天最少得开十八个小时。
走之前，他们会在街上的翠珍综合超市买齐日用品，如果想念家人了，也可以来到公话超市给家里打电话。
二角五分钱一分钟的长途电话费用，对当时一千七八百一个月的工资来说并不算廉价，但已经足慰相思。
那时他们主动、自信、热切且年轻，下班后在工厂周边闲逛，厂区有繁华的商铺和乌泱乌泱的人群。
如果说魏桥集团的诞生还因为“大旱”这样的气候原因而略带传奇色彩的话，那么广州增城区新塘镇的牛仔产业集群，就是一点一滴从第三次产业转移中积攒出来的。
在上一次产业转移中，香港接手了从日本转移来的制衣业，并一度发展为香港的支柱产业之一。
而随着港产服装在国际上慢慢的变好卖，香港的很多制衣公司开始想办法扩大规模，同时准备把制衣厂迁到成本更低的地方。
差不多是在80年代初，港商黄炳棠回到家乡新塘镇探亲，听说了当时新塘镇提出了一个“三来一补”政策承诺：
只要企业有华侨参与投资资金、设备或技术，工厂开办的前三年可享受免税优惠。
黄炳棠心想这真是想睡觉来了枕头，遂创办了新塘镇制衣厂，也就是新塘镇第一家牛仔制衣厂。
很多之前在制衣厂上过班的大墩村村民，一看黄林的牛仔制衣厂办得挺赚钱，也跟着辞职去办厂。
而且“三来一补”只说有华侨投资就可以免税，又没规定要投资多少——谁家还没有个华侨亲戚了，让他们挂个名，投资的钱自己出都行。
新塘镇是个典型的“侨乡”，据当地《增城县志》记载，在清朝道光年间，新塘镇就有人出海谋生，远达美洲，通过做小生意起家，而成一方巨富。
从此以后，去海外做生意成了新塘镇的风俗，虽不是人人都在贸易中赚到了钱，却在百年后让家家户户都能拿到免税优惠，只能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了。
而且由于祠堂的使用权需要抢，有时候嫡系子孙反而抢不到，在祠堂里干活的人可能都和供的人没什么血缘关系。
自大敦村牛仔制衣厂建成以来，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大敦村多了三四百家牛仔制衣厂，每一家都有华侨入股。
其中又有许多家是不同村民合股所办，等到厂子盈利到某些特定的程度，合股的股东就会拆股，拿钱自己办厂。
在加入WTO前，每当中国的商品在欧美市场上获得了竞争优势，就总会被人以各种离奇的理由扫地出门。
公元1988年和1992年，欧盟受理了两次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案，但这是一起单方面的审判，中国相应的企业根本就没有应诉的概念，就被缺席判决了有罪。
公元1992年，欧共体提起了对中华牌自行车的反倾销诉讼，同样不熟悉规则的中华理所应当的败诉了，从此被加上了30.6%的高额反倾销税。
公元1994年，一大批中国一次性打火机制造商被美国提起反倾销诉讼，名单上的57家企业只有3家应诉，结果没有应诉的那54家企业统一被美国征收了高达197.85%的反倾销税。
在规则对等的情况下，别人说你倾销其实是好事，说明你的商品卖得好，对他们产生了威胁。
没有哪个欧美企业会眼看着中国商品在他们的地盘上肆意赚钱，到了一定界限，他们就会开始玩弄规则。
只要能在规则对等的情况下竞争，中国的制造业完全有底气在海外市场开疆拓土。
入世的第二年，在新塘镇政府的牵头下，新塘建了“新塘民营制衣工业园”、“新塘环保工业园”，次年又兴办了“新塘国际牛仔城”。
新塘本地并不产棉花，自然也没有牛仔布，在过去，这些原料都需要新塘的厂商自己去外地买回来。
而现在把工厂聚到一起，最大的作用就是吸引原材料供应商主动过来谈合作，顺便自觉一点把原料运到新塘来。
据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统计，今天的新塘慢慢的变成了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牛仔生产基地：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句“人被杀就会死”一样的废话，但对当时的红色卫织厂来说，却是一个非常窘迫的现实：
这已经不是日本棉纺织行业刚起步那时候，只需要给缫丝厂装上蒸汽机就能追平技术代差，只需要让纺织女工两班倒就能反压一头生产所带来的成本的时代了。
而且当时美国已经把牛仔布的行业标准定得很高了，只有用“无梭织机”产出的牛仔布才是合格品。
当然，如果能像日本人那么会扯淡，拿着40年代牛仔布生产的工艺对外说这个叫复古面料，并且还能骗到欧美消费者，让市场承认日产原牛的竹节和棉结就应该是“高端复古牛仔裤”应有的特色和工艺，那也行。
但至少在当时，在20世纪的80年代，红卫色织厂的厂长姚顺才想的还是尽量满足美国人的要求：
这是真正的从无到有，因为当时卖纺织机械的外国厂子特别拽，尤其是后来在1996年向比利时进口的那批喷气织机：
在一没有图纸、二没资料的情况下，试错了无数遍，改了无数遍，红卫色织厂的染浆联项目终于在一年后如期完成。
这批被取名为“黑牡丹”牌的牛仔布，出现在了当年度的广州秋季交易会上，为红卫色织厂从外商手里赚回了第一桶金。
在一张老照片里，厂长姚顺才胸前戴着大红花，手上捧着一个硕大的银质奖章，在人群中笑得没了眼睛。
公元1988年，黑牡丹拿着牛仔布换来的外汇，花360万美元从比利时买回了80台无梭织机；
这个时候的黑牡丹，已能生产出全球最高标准的牛仔布了，LEE、Levi‘s 、G-STAR都用过黑牡丹供应的牛仔布。
严格来说，黑牡丹虽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接触到牛仔布行业的，但这个企业的历史渊源其实还要更早一些，久至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
那时，苏南的两位纺织商人吴嘉声和陆炳坤，刚建起一座传统作坊式的纺织工厂。
就在吴嘉声的工厂被战乱多次摧毁，又被他辗转各地反复重建的时候，日本的赤松要正在研究日本的棉纺织工业和他的雁行模型理论。
如果吴嘉声能和赤松要聊一聊，他大概会告诉赤松要，在纺织业的发展中，什么狗屁雁行模型根本不重要。
当这两个东亚国家的纺织工业还顶着来自西方的倾销压力下艰难求生时，在遥远的美国东南部大西洋沿岸的北卡罗来纳州，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牛仔布制造商White Oak已经用“有梭织机”织了十几年的布了。
在巅峰时期，White Oak曾拥有160万平方英尺的占地面积和超过2500名工人。
它们离开工厂后，便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乘着轮船越渡重洋，被送往一个个缺乏自主工业能力的倾销市场，换回一船船白银和原材料，让商船满载而归。
在美国自己还是一个半农业半工业国家的时候，汉密尔顿搞的可是重商主义的变种：
“迪亚斯时代的墨西哥，75%以上的矿业和50%以上的采油业被美国资本把持。”
自从公元1994年墨西哥加入美国所谓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美国廉价的农产品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挤占墨西哥的市场。
墨西哥政府只能让农民不要种粮食了改种水果，结果美国的水果也比墨西哥本地的便宜。
破产的墨西哥农民唯一能卖回给美国的农作物，就只剩下罂粟和，刚好美国本土对这些“农作物”又有着极为庞大的消费需求，间接把墨西哥逼成了政府和毒贩五五开甚至四六开的局面。
自汉密尔顿而下，美国开国以来的很长时间里，在贸易和制造业上，一直都秉持着同一个原则：
许多年前，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用来讽刺英国在19世纪中叶鼓吹自由贸易的比喻，放在20世纪的美国身上依然适用：
“一个人当他已经攀登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登高时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随上来。”
美国政府可以扛着自由贸易的大旗，开着航母满世界锤烂别国的幼稚产业，但架不住美国自己的资本馋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又给扶了起来。
只要资本发现国内的产业环境不如国外，就一定会把产业转移出去，不管这样做是不是会有损本国的利益，抑或是会给其他几个国家后来居上的机会。
《华尔街日报》上写过一件事，多年前奥巴马问乔布斯，在美国国内生产苹果手机需要多大的成本。
自从美国选择用美元霸权收割全世界，并且对外转移产业以来，它就和每一个接收产业转移的目的地玩起了一场比谁更快的速度游戏。
在第二次产业转移中，日本抓住了99%的机会，可惜国家主权系于他人之手，被美国一巴掌揍了回去。
亚洲四小龙先天不足，即使靠第三次产业转移的红利成功上位，也只能剑走偏锋，昙花一现。
第五次产业转移开始后，美国开始和中国抢时间，试图收回全球产业，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懂王的上台。
即使发生了20世纪的连续三次产业转移，美国依然有搞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自救的机会。
一方面，中国不是日本，美国没办法轻轻松松让中国也签一份“广场协议”，给中国放放血。
随便资本怎么转移，最适合承接产业的，就是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处处是中华大地。
这是全世界只有中国能有的自信，英国不行，美国不行，日本不行，四小龙更不行。
只有中国，才会在如此大疆域的每一片土地上持续投入基本的建设，并且持续为数以亿计的适龄人口提供九年义务教育。
只有中国，才有足够庞大的内需市场，即使靠内循环，我们的大部分制造业也能活下去，美国拿不住我们的七寸。
中国企业只需要把来自中国的布料运送到像柬埔寨这样还没遭遇欧美国家“双反”的国家，交给柬埔寨当地的代工厂生产出成衣，就能进入欧美市场。
而进入泰中罗勇工业区的中国企业，有一半以上是为了把钢铁、汽配和小家电之类被欧美反倾销调查的产品出口到欧美国家。
通过借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的工业产品便能改变产品原产地，绕过欧美国家对中国设下的贸易壁垒。
美国发动的贸易制裁，固然可以卡中国一时，但是只要卡不死，等待中国的就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公元2021年3月25日，和承诺要“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第46任总统拜登在就任后首场记者会上宣布：
在十八世纪，英国工厂、北美种植园和非洲部落，构成了一条世界棉纺织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分工。
前者是被压迫者，后者是压迫者，二者永远是存在矛盾的。有没有外部因素，都不影响二者的对立。
表面上，英国工人被迫成为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燃料，非洲黑奴被迫成为了三角贸易的燃料，看似大家都没得选。
但是站在产业链上更高位置的那批人，他们的处境就是会更好一些，未来就是会更有希望一些。
然而，假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不是发生在英国，那么英国工人的命运，或许就会沦落为同时期更惨的巴达维亚华人奴工、北美种植园黑人奴隶。
作为国家和民族，要发展工业技术，维持制造业领先，占据世界产业链的上游分工。
我们曾经占据过全世界产业链最上游的分工，我们曾经是全世界财富一半的去向，我们曾经是大航海时代最终极的目的地。
这个分工一路交接给了英国、美国，后来又被美国拿出来当成诱饵，遛了世界小一百年。
历史的周期就好像是一条莫比乌斯环，任何一个人都认为自身在不断往前走，但走着走着，却发现不了解什么时候又绕了回来。
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长、拉宽，从古代中国看到英国，再到美国、日本、四小龙，我们就会发现，所有国家的制造业历程，其实都是一个对抗历史周期的故事。
它们都曾有过雄心勃勃的青壮年时期，那时它醉心实业，力图掌握世界最前沿的技术，用舰炮护送着自家的工业品，卖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
但最终，它总是无法幸免于内部的纠葛和老年的迟钝，陷入生产力停滞或是主动抛弃实业，耽于更轻松的利益，失去进取心和改变的动力。
究竟是向命运妥协，温和地走入那良夜，还是在日暮时燃烧咆哮，怒斥光明的消逝，这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要面对的终极一问。
我们真正的任务，是把产业链分工在不同族群之间流转的路线中断，把最上游的分工锁死在中国，锁死在中华民族。
就像我们必将在第五次产业转移中，把产业留在中国，或者中国人在东南亚建厂一样。
其一，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像我们这样的超级人口大国，主动去对抗历史周期。
在工业革命前，只有古代中国有资格对抗历史周期，但那时我们还没看到周期。
印度人和加拿大人会当英国的雇佣兵，会替英国人流血，却不会为英国永远站在世界之巅出力。
排除掉海外殖民地人口，英国本土人口到今天也不过六千万出头，还要调和国内北爱尔兰的分离主义和苏格兰的独立倾向。
至于美国，无论是国土还是本土人口都远高于英国，站在世界之巅的时间也远比英国长，但人口也不过三亿出头，内部还有比英国的民族矛盾更挠头的种族矛盾。
只有中国，不但有史无前例的十四亿人口，而且主体民族占比超过90%，绝对没种族矛盾，无显著民族矛盾。
英国、美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压不住新冠疫情，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也管不住新冠疫情。
新冠考验的，并不是一个国家的医学水准，而是它的国民，在它的政府的组织下，能发挥出怎样的力量。
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国内从政治、经济到舆论的绝大部分话语权，都被资本所掌握。
所以，英美的资本可以为了自身利益毫不犹豫地出卖国家利益，而政府却几乎毫无办法。
从公元1295年，黄道婆从海南崖州回到松江府开始，到公元2021年，史书上已历7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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